第七章 结缘达雅（第3页）

三个人都受了伤，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。几天之后，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。医生们对他进行会诊，检查了他那条肿胀的右腿，看了x光片，决定立刻动手术。

保尔表示同意。

“那么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。”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了决定，接着就起身走了。其他医生也跟着他走了出去。

一间小小的单人病房，光线明亮，一尘不染，散发着保尔早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。他向四周看了看。一只铺着雪白台布的床头柜，一张白色小方凳，这便是全部家具。

护士送来了晚饭。

保尔谢绝了。他半躺在床上写信。伤腿疼得厉害，影响他的思考，也影响他的胃口。

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，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。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、戴白帽的年轻女医生走到他床前。

在薄暮中，保尔依稀看出她两道眉毛描得很细，一对大眼睛似乎是黑色的。她一手拿着纸夹，另一手拿着纸和铅笔。

“我是您的责任医生，”她说：“今天我值班。现在我向您询问病情，您呢，不管愿不愿意，得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。”

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。她的笑容减轻了“审问”给人带来的不快。

保尔讲了整整一个小时，不仅谈了自己的情况，而且连祖宗三代都提到了。

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。

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，一张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。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，医生已经洗了手。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他身后急速进行。保尔回头看了一下。一个女护士正在安放手术刀和小镊子。责任医生巴扎诺娃开始给他解下腿上的绷带。

“柯察金同志，别朝那边看，这会刺激神经。”她轻声地嘱咐他。

“大夫，您说的是谁的神经？”保尔开玩笑地问。

几分钟后，厚实的面罩完全蒙住了他的脸。教授说：

“别紧张，我们马上给你施行氯仿麻醉。你用鼻子做深呼吸，一二三地数下去。”

面罩下面传出的声音低沉而平静：

“好的。不过我得事先道个歉，也许我会不自觉地说出难听的话来。”

教授忍不住笑了。

最初的几滴麻醉药水散发出难闻的、令人窒息的气味。

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开始数数，尽量想数得清楚些。就这样，他开始了他人生悲剧的第一幕。

阿尔焦姆几乎把信封撕成了两半。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打开信的时候非常激动，眼睛刚接触到最初的几行，就飞快地一口气读下去：

亲爱的阿尔焦姆：

咱俩很少通信。一年至多只有一两次吧!不过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来信说，为了斩断老根，你们全家已经从谢佩托夫卡搬到了卡扎京的工厂。我明白你的意思——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跟她的家庭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，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。要改造斯捷莎这种类型的人是不容易的，我担心你未必能成功。你说“岁数一大，学习很困难”，其实你学得很不错。你那样固执，一口拒绝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，这是错误的。你不是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战斗过吗？那就应当掌握政权。从明天起，就接受并担负起市苏维埃的工作吧!

现在谈谈我自己的情况。我的情形有点不妙。我开始经常住院，开过两次刀，流了不少血，失去了不少精力，而且还没有人能答复我：这种情况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。

我已经脱离了工作，给自己找到了一份新职业——当“病号”。我忍受了种种痛苦，结果却是右膝已成残废，身上添了好几条刀口的缝线，最近医生还有一个新的发现：七年前我脊椎骨受过暗伤，据说我可能要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。我准备忍受一切，只要能够让我归队。

对于我而言，生活中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。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它。因此我忍受住了一切痛苦，可是到目前为止，病情非但毫无起色，而且还越来越糟。第一次手术后，我刚能走动就立刻恢复了工作，不料很快又被送回医院。现在我刚收到进耶夫帕托利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。我明天就动身。阿尔焦姆，别担忧，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送掉性命的。我的生命力足够抵得上三个人的。哥哥，咱们还要好好工作呢!你要注意身体，别一下子扛三百多斤。否则，以后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替你修理。光阴给我们经验，学习给我们知识，可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到医院里去做客。握你的手。

保尔

就在阿尔焦姆紧皱着两道浓眉、读着弟弟来信的时候，保尔正在医院里和巴扎诺娃医生道别。她一面握住他的手，一面问他：